王幸福是河南宜阳县高村乡满丰凹村的农民，自2002年11月起，他自费秘密调查了宜阳县230起暴力抗税事件，撰写了60多页调查报告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，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、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。8月1日，笔者会同中央电视台《讲述》栏目的记者，来到洛阳，对“民间信访局长”王幸福进行了专访，揭开了这个农民鲜为人知的另一面。    

　　“刁民”愤起调查
    王幸福是个普通的农民，他家有两间砖房和两间窑洞。51岁的王幸福微胖，头发稀少。离婚后的他有一双儿女，儿子今年27岁，在外地做厨师，女儿23岁，务农。
    有着高中文化的王幸福可谓是村子里的秀才，劳作之余，爱看法律书籍，经常给干部们提一些建议。
    真正让村民们对王幸福刮目相看的，是1985年的一件事。那年，王幸福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，竟没有一个干部出来管，于是他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。后来县委书记批示要求解决，但乡政府领导和村干部瞒着县领导作了假汇报。
    王幸福很气愤，花了20多天时间，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。其实也真没抱多大的希望，可一个月后，他意外接到中央的一封回信，上面说：王幸福同志，我们认为你这种认真、积极、负责地向领导反映问题的精神是很好的，你来信反映的问题，我们已经转请河南省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。
    后来，问题就被解决了。乡亲们说他是个能人，了不起。当然，一些村领导也注意到这个“刁民”：写封信就能惊天动地，可不能小瞧了他。
    随后，“刁民”每当遇到不平的事，总想上前管一管。而且，他很有一套“理论”。
    2002年，宜阳县暴力抗税的问题比较集中，政府当时派了很多警车下乡征税。王幸福觉得，农民没及时交税，大多数有需要合理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，总是有一定原因的。
    2002年11月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，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尊重纳税人权利，体恤农民群众，依法征税，文明征税。然而王幸福发现，国家的这些农税政策在当地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。王幸福很看不惯这种现象，他决定秘密调查这一事件。
    从2002年12月开始，王幸福在高村乡、石村乡和韩城镇展开调查。刚开始，他害怕遭到打击报复，还在家里放了两把斧头自卫，平时也经常在邻居家借宿。
    山路上，步行的王幸福饿了吃点自带的馒头，渴了讨碗水喝。有时受害人不在家，他会翻山越岭找上三四次。有些农民开始不说知心话，怕说了白说，还遭打击报复。王幸福是个刨根问底的人，说我能给你们作主！于是他听到了农民太多的哭声。
    所有的调查中，有一次王幸福印象最深。那一次听说征税人打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王幸福就偷偷上门调查，那家人听说是来调查的，全家人都跪了下来，一边哭，一边喊王幸福是青天。当时王幸福的眼泪就下来了：哪儿是什么青天啊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而已；可是，他们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根本没地方说去。王幸福流着眼泪记下全部事实。
    前后花了9个多月时间，王幸福自费在宜阳县13个乡镇抽点调查了230起打砸抢事件，这当中，共有75名群众被打伤。调查让人震惊，在200余户因打砸抢受害的农户中，无一户是真正抗税的“钉子户”，他们大多数有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，如村乡两级欠他们钱不还、该分地的没分、计税地亩有差错等等，征税时，他们向领导提出来，希望讨一个说法而已；有的农民还是多年的交税纳粮模范户，仅仅因为不实的诬告就被当成“打击对象”；有的农户确实有困难需要政府减税……
　　调查报告引起高层重视
    对于调查，王幸福的家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为了调查，王幸福共花了2．6万元钱，这些钱中，有儿子往家里寄的2万多元，儿子想把钱留着结婚用，谁知都被王幸福用于调查了。“如果我不管这事儿，肯定比现在富裕得多，儿子也早结婚了！”王幸福说。
    儿子对父亲的调查很反感：白花掉两万多元钱不说，还总是让人恐惧、担心。有一年过年，儿子生气，连家都没有回。儿子说：你只是一个农民，为什么要管这些事呢？乡里违法乱纪的事儿很多，你管得完吗？可王幸福不听。
    和儿子不同，女儿对这事非常支持，说爸爸是个大英雄。
    就这样，王幸福坚持下来了，洋洋洒洒地写了60多页的调查报告。王幸福在报告中说，如果中央政策能够落实，农村肯定会更美好。但是中央的一些政策到了下面，被基层的干部给异化了。
    报告寄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。王幸福对记者说，没想到这个报告很受重视，回良玉副总理和河南省省长均在上面批示。
    王幸福说，河南省农监办对他的行动很支持，后来，给农民退回那些多收的税，都是农监办办的。
    农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变化。当地沈沟村的一位姓高的老汉说，2002年他家一共要交300多元农业税，乡干部来收税那天，他身上只有200多块钱，还欠100多块，他说出去借钱，这时候，乡干部就把他家的车推走了，后来他又交了50元钱罚款，才把车拿回来。高老汉说：“后来乡里把罚款退回了，这事儿，肯定有王幸福的功劳！”
    许多人问王幸福是不是有后台，王幸福回答：“我的后台就是中央的政策。”
    2003年3月26日，时任宜阳县县长的谭建忠找到王幸福，与他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。谭建忠对王幸福的全面调查和监督表示感谢。经县主要领导批准，县里于2003年4月给王幸福一次性拨款3000元，作为调查补偿费。
    2003年5月15日，县长谭建忠第二次与王幸福谈话，决定聘请王为农业税征管监督员和宣传员，县里还决定支付王幸福的一部分调查费用。7月，王幸福还领到了1200元的监督员工资。
    所有这些行为表明，政府并没有与王幸福“过不去”。
    如今，王幸福仍然没有罢手，虽然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，但在王幸福看来，此事并没有结束。他请求县里应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相关责任人，对被打伤的农民按国家伤残标准给予经济补偿，对虚假数字进行纠正，对个别拒不退赔款物的乡镇领导给予必要处分。“但县里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正面答复。”王幸福说。
　　王幸福的理想
    在宜阳县农村采访时，不少村民认为王幸福是个“好人”，因为他爱打抱不平，肯为老百姓办事。更多的人说，老王看不惯腐败现象，有文化、懂法，附近村镇的村民们都愿意找他写写状子什么的。但人无完人，一位村民说老王办事有点鲁莽，常与人发生口角，做事爱认死理儿。
    2004年7月22日，王幸福走进中央电视台《面对面》，和王志讨论“一个农民的维权调查”。此前，因为媒体的报道，王幸福已被称作“农民英雄”、“正义的化身”，还有人称他为“民间信访局长”，很多乡亲找他帮忙，询问政策、咨询利益纠纷、土地纠纷、民事纠纷等等。
    从北京回家后，王幸福的家好像成了一个“法律咨询处”，每天来的人太多了，在帮乡亲们想办法、出主意的忙碌中，他都有些招架不住了。
    面对采访，王幸福谈起了现状。“我目前在调查计划生育的事情，发现有不少计划生育措施都被做了暗套，基层政府卖生育指标，和国家政策走向相反的方向了。”
    王幸福说：“上访往往是农民不得不采取的表达方式，很多人付出了惨重代价，受打击后一蹶不振。但我王幸福不会，就是被打击一百次，我还是会把正义的事情做完。”
    谈起将来，王幸福说，他想办一个“农民维权网站”，甚至成立一个“农民维权协会”，与关心和研究农民的有识之士一起深入探讨“三农”问题，推进农村改革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。
    还有，王幸福说，他想当人大代表，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，还有就是总结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误区，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，给党和政府当好参谋。